百年大变局：世界文化格局的解构与重塑
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在这个大变局下，各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围绕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的文化斗争日趋激烈，世界文化格局迎来深度调整新时期。
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文化格局已经完成了两次历史性大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世界文化中心从东方转向欧洲。“在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到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发达的农业文明不仅赋予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追求和宽阔的文化胸怀，也成就了中华文化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对周边国家而言，中华文化是其需要学习的文化高峰；对欧洲而言，中华文化是催生启蒙运动的有益借鉴。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历史总是变动不居的。进入17、18世纪，欧洲迎来了大变革大发展时期。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效能，“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开始向欧洲倾斜。“到1900年……全球1/5的土地和1/10的居民已归于欧洲列强的各个帝国的版图。面积4倍于欧洲的非洲，已被他们瓜分殆尽。1786年，欧洲列强只控制了非洲不超过1/10的地方；而在随后的10年中，他们控制了包括6000万以上人口的500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土地，到1900年，非洲大陆的9/10已在欧洲控制之下”。这就意味着一个事实：“欧洲文明笼罩全球。”
第二次调整是从欧洲转向美国。进入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严重衰退，社会发展尽显疲态。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凭借“工业产出占世界的近1/2，贸易出口占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世界的2/3” 的实力,最终取代欧洲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和世界文化中心。正如基辛格所言：“战争结束时，美国是唯一基本上毫发无损的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60%。因此，它有能力阐明：领导意即按照美国国内经验确立的模式取得切实进步，联盟意即符合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治理则是指经济复苏和民主改革。”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此时的美国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其霸权力量是独一无二的：在军事方面，它拥有无可匹敌的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在技术方面，它保持着全面领先的地位；在文化方面，它有着无比的吸引力，所以欧亚大陆的所有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学者约瑟夫·约弗说：“美国文化，无论雅俗，其对外传播的力度是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况且其中还颇有新意。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止步于军事边界，而美国软实力统治着整个世界。”
世界文化格局的两次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国际力量消长变化是世界文化格局调整的基本动力。近代欧洲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离不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效能；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也离不开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实力。启示我们：世界文化格局的每一次调整，都是世界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力量格局深刻变动的集中反映，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文化格局调整中占据主动就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国力。
第二，战争是这两次世界文化格局调整的主要形式。欧洲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不仅将中华民族推向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更是确立了对中华文化的心理优势，而其对非洲、美洲以及其他亚洲地区国家频频发动的殖民战争，则将自身文化推向了世界。而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欧洲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核心地位，也确立了美国的世界文化核心地位和以美苏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文化格局。启示我们：当今时代虽然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降低，但世界文化格局的演变进程绝不会风平浪静，必然伴随着复杂的战略博弈，围绕发展道路、意识形态、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的博弈会不断升温，文化斗争将成为常态。
第三，世界文化格局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美国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文化中心还是在欧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有欧洲人到美国学习文化艺术，世界文化中心才转移到美国。启示我们：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但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并不同步，推动世界文化格局调整既要着力提升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也要能够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文化影响力。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变化，国际战略格局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期，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际战略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相一致，世界文化格局也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变化，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以来的第三个大调整时期。
一方面，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正呈现出下降态势。第一，“拉美陷阱”、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退潮。第二，乌克兰危机、西亚北非乱局的出现，意味着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民主人权输出”战略的失败。第三，2017年以来西方政治大选中频频出现的“黑天鹅”事件，意味着西方普通民众对西方政治制度怀疑的加剧。第四，美国保守主义的抬头、欧洲民粹主义的盛行，意味着西方社会内部凝聚力、对外包容性下降。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以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就其实质而言，是美国实力下降大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正如美国《新闻周刊》前总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言，我们正进入“后美国世界”以及正面临人类近代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权力转移”。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文化影响力正呈现上升态势。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西方发展模式日渐式微，二是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展模式影响剧增。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投资国、第一大货物进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以上。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指出：“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代表的不仅是“硬实力”的提升，也是“软实力”的提升。
世界文化格局的调整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这次调整也不例外。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首要竞争对手，指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属于专制国家与崇尚自由社会的国家之间的根本性对抗”。2018年1月，特朗普在他的首份国情咨文中强调：在世界各地，我们面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挑战我们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明确指出中美之争既是利益、经济之争，也是价值观之争。
面对国际战略格局调整和意识形态差异引发的大国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历史表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烈度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离白热化越近。1978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9%；2000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11%；2018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66%，这个比例已经超过美苏争霸时苏联和美国的GDP之比。伴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必将由“局部”走向“全域”，由“隐性”变为“显性”。对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头脑清醒。
在国际战略格局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世界文化格局正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演变。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蓄势而上。
保持战略清醒。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都有显著提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权重加强，但也应看到，与重塑世界文化格局的要求相比，我们在文化产业、国际传播能力、文化创新等方面都存有短板。“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在一些科技领域，我国正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 可以说，伴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度调整，今后一个时期，世界文化格局将继续呈现“西降东升”的态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如同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进程一样，世界文化格局的变化也将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中国的民族复兴必然会面临诸多压力和挑战，中国与传统强国在经济上可以融合，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将是尖锐复杂、不可调和的。
着力提升实力。一是要提升文化实力，大力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创新力，扩大文化国际影响力。二是要学会运用实力。“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造成这种局面，与自身实力不足有关，更与不善运用实力有关。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把中华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力优势，把当代中国道路价值优势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把中国经济影响优势转换为文化影响优势，加速推进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塑。
以斗争谋取主动。世界文化格局事关大国地位、国家文化安全、国际话语权，其调整必将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斗争过程。如果说经贸摩擦是一种软性斗争，双方可以通过妥协让利的办法解决，那么文化领域的斗争则是一种刚性斗争，双方几乎没有妥协调和的余地。重塑世界文化格局，必须旗帜鲜明地同文化霸权主义作斗争，同各种敌对势力实施的西化、分化行为作斗争。“当前，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必须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维护自身安全，在斗争中谋取战略主动。
推动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文化治理体系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世界文化格局走向的机制性因素。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后，伴随着西方国家整体实力和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能力的不断下降，全球文化治理领域正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局面。近年来，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希望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看到更多的中国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精心运筹、主动作为，在文化理念上大力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弘扬多彩、平等、包容的新文明观，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体系变革，积极推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构建，逐步形成一套带有中国印记的文化治理理念和文化治理规则，提升我国在全球化文化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作者：颜旭，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12期，原标题《百年大变局：世界文化格局的解构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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